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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春夏美国通胀开始上升,至今已逾一年半,目前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仍然偏高,但无论是实际数据还是公众预期,都呈下降趋势。美国本轮通胀的发生和应对,值得回顾和总结之处颇多,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

政府方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救助和刺激。2020年春疫情暴发后,美国总统先后签署了3个经济刺激纾困法案:3月26日通过史上最大的2.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纾困法案 (American Cares Act)、同年12月签署的9000亿新冠疫情紧急纾困法案(Coronavirus Response and Relief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和2021年3月通过的1.9万亿美元新冠纾困救助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这三轮法案针对个人的直接援助规模达到16850亿美元,占2020年名义GDP约8.0%,其中现金补助总规模9550亿美元,现金补助规模占2020年名义GDP约4.5%(有的州如加州另外还有自己的补助)。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把利率降至接近于零,并通过大量资产购买降低借贷成本,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保障民生、稳定市场、控制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后来的通胀上升埋下了隐患。

因为居家期间,居民消费的机会并不多,大量的政府补助形成了储蓄,也有部分流入股市,推高了资产价格。随着疫情缓解、疫苗接种、封控解除,经济迅速恢复,需求迅速反弹,而商品和服务供给却因疫情扰乱严重滞后,于是物价大幅上涨,通胀迅速攀升。这说明,政府补助超过了必要限度。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家庭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8.8%,2020年跃升至16.8%,这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年度储蓄率。2021储蓄率降至11.8%,2022年进一步下降,10月个人储蓄率为2.2%,为自2005年7月2.1%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11月上升到2.4%,而2.1%则是该数据195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率)。经济学家对消费者有多少剩余资金估计不同,Shepherdson估计为1.3万亿美元,按目前消耗率,还可能再持续1年左右。摩根大通估计2022年第三季度约为1.2万亿美元至1.8万亿美元,2023年下半年可能全部花光。高盛经济学家估计家庭已经花掉约25%的超额储蓄,2023年将花费大约60%。

2020年8月,在通胀上升前,美联储的“前瞻指引”和政策框架就将通胀目标修订为在一段期间内平均2%;鉴于此前通胀长期低于2%,允许今后一段时间内高于2%,以实现平均目标。2021年通胀开始上升时,美联储认为是“暂时性”的,认为供应链问题可在较短时间内自行修复,也就迟迟按兵不动,强调头等任务是实现“最大就业”,等待“实际通胀的实际证据或其他失衡”。事实证明,这是个误判,此前的“前瞻指引”和政策框架也是多少有点想当然了,美联储特别是主席鲍威尔不久也放弃了“暂时性”的说法,并于2021年11月起行动起来,开始缩减资产购买,2022年3月起连续激进加息至今。

在美国本轮通胀的发生和应对中,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作用是显著的,但得失并存,成败兼具。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启示,其实也都是常识,但常识又经常失于遗忘、遭到违背,总是反复向世人提醒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第一,民粹倾向需要高度警惕。危机一发生,政府及时出手救助是必要的,但应该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基本生活保障,超过了这个必要限度,就容易造成需求超过供给,导致价格上涨;有些人坐吃补助,丧失工作动力,甚至退出就业市场,减少劳动人口总量,降低劳动参与率,造成雇佣困难,工资上涨,进而推动价格上涨,最终推高通胀。疫情以来,美国因感染后健康问题、照顾病人、提前退休及其他原因永久退出就业市场达数百万人。根据劳工部数据,2022年11月美国总体劳动参与率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达到62.1%,仍然明显低于疫情前的63.4%。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个下降中占比较大的并非提前退休老人,而是年轻人:2020年1月以来,20至24岁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同期45至54岁男性只下降了0.5个百分点。“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程度的劳动短缺”,劳工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现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住高级研究员哈里·霍尔泽说道。

究其原因,疫情补助首当其冲。2020年3月因国家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生效,国会加大食品券福利且免除工作要求。拜登总统虽然表示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但正式的紧急状态不会结束:受益人平均每月领取227美元食品券,几乎是疫情前2倍;学生贷款也被免除,为借款人平均节省12800美元,总额数千亿美元。随着雇主努力雇佣和留住员工,工资仍在继续上涨,2022年11月私人部门平均小时收入增长约0.6%,年化6.6%。这些都会增加通胀压力,消减美联储抑制通胀的努力。近年来,随着世界总体演变趋势,美国两党都有民粹倾向,不顾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一味简单迎合民众要求,但相比之下,民主党政府更加左倾更加民粹,拜登政府的有些措施明显超出了疫情救助的必要限度,这是值得深刻反思和高度警惕的,此次中期选举结果也对此有所反映。

第二,货币政策前瞻性必须坚持。美联储在本轮通胀前期的失误在于放弃了此前长达几十年奉行的先发制人抑制通胀策略。1984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当时经济复苏初期失业率仍高达7.8%时就提高利率,避免了通胀压力,从此开启了近40年的价格稳定时期。沃尔克继任者格林斯潘继续先发制人策略,最著名的是在1994年上半年通胀率平均达2.5%时,于当年中期急剧加息,震惊了整个金融市场;最近的一次先发制人上调利率发生在2016年12月,当年通胀率为1.3%,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上调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25个基点。由于发达经济体长期的低通胀、低失业、低利率、低增长,美联储等央行希望增加通胀率,于是在2020年8月制定了允许一段时间内通胀率高于2%的政策框架,并于次年通胀率上升时放弃了先发制人策略。

过去长期的低通胀造成的经验主义思维误区,使他们忽视了本轮经济周期新的特殊性,进而忽视了通胀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造成形势误判,酿成政策失误。本轮经济周期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危机的源头不是经济、金融的内生因素,而是疫情的外部冲击:本来正常运行的经济因疫情被强行中断,不久即迅速反弹恢复,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只持续了两个月,从2020年2月开始,4月即告结束,这种情况下刺激措施显然不宜过多过强过久,事实上到2021年底、2022年初美国经济已经呈现过热现象,而这是需要提前避免的。这一特殊性也决定了就业的特殊性。美联储当时看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但还是要把实现“最大就业”放在第一位,却没有把握好这个“最大就业”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内涵和尺度,忽视了疫情下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补助条件下就业恢复的困难:参照疫情前标准,美国因疫情损失的就业到2022年7月才全部恢复,而在此一年多之前通胀即已攀升高企。通胀是有粘性的,价格一旦涨上来就很难降下去,高通胀非因干预自行消退者史上鲜见;即使加息干预了,政策也有滞后效应,通胀下降也需要个过程。在央行的政策目标体系中,价格稳定应该是第一位的,充分就业应该是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尽力实现和维持,如果不能兼顾,不惜经济衰退也要控制住通胀,就像现在美联储强调的那样,而不是相反。

第三,政府调控精准性不能期望过高。现在的总结虽然必要但也确实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要精准把握形势是很困难的,尽管美国政府特别是美联储的调控水平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但在2021年春夏时,他们很难预料到供应链混乱受阻的程度,也很难预判到极端天气、战争等诸多意外事件,而且疫情暴发后失业率确实大幅增加,经济稳固复苏也确实需要恢复就业,长期的低通胀、低利率状况也确实需要改变一下,适当提高通胀水平和利率水平,他们也对运用手中政策工具掌控通胀充满了自信,毕竟在超低利率条件下加息空间很大。问题是事物的发展演变很难按照事先设计的理想方案走,通胀不起来则已,一旦起来则是“攀升如山倒,降低如抽丝”。从目前情况看,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已经发挥了部分作用。但在2023年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又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两难选择。总体通胀和核心通胀都在下降,趋势已经形成,但仍高居2%的目标之上,而且还有一些困难因素:能源价格虽然下降了,但能源供应仍有不确定性,中国疫情管控放开后需求可能增加;粮食期货价格下降了,但超市中的食杂价格还较高,特别是受禽流感影响,人们日常购买量较大的鸡蛋价格又上涨;居住价格在通胀特别是核心通胀中权重最大,但由于房租合同的固定期限特征带来的统计滞后效应,2022年下半年的房租下降要到2023年下半年才能反映在CPI统计中;商品价格下降了,但消费者已经更多转向服务消费,而就业市场虽然趋冷但总体依然紧张,工资仍在上涨,以人力为主要成本的服务业通胀压力一时之间难以缓解。

美联储的加息行动要全面发挥作用,促使整体通胀显著下降,还需要个传导过程。经济学家智库全球经济学家Cailin Birch表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通常需要12到18个月。202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利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最大效应出现在大约1年之后,对通货膨胀则需3到4年。该组织在202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写道,沃尔克于1979年夏天就任美联储主席,并迅速将利率推至20%左右,几乎立即带来了经济衰退,但通货膨胀大约3年后才下降到可管理水平。2013年Tomas Havranek和Marek Rusnak总结捷克中央银行数十篇早期论文得出结论:在发达经济体,利率对通货膨胀的最大影响需要2到4年。根据当时在英格兰银行任职的James Cloyne和德国联邦银行Patrick Hürtgen2016年的论文,英国政策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2到3年后降低0.6%的产量和最大1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疫情之初的刺激政策目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从总体经济形势看,尽管目前美国尚未出现新的经济衰退,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衰退的风险在增加,美联储追求的“软着陆”目标,即首先通过加息控制通胀,同时又尽量避免经济衰退,至少避免大规模失业,实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空间不大;政策制定实施后,在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中,还可能因其他因素或发生各种不测事件,使得政策滞后效应可能延长或缩短,可能放大或缩小,究竟如何都不得而知。他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特别是在把握幅度和节奏时,既要防止做得不够没控制住通胀,又要防止过头造成经济衰退,所以无法做到十分精准,对此不应期望过高,当然美国人也一向对政府存疑,他们更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市场的力量。

所谓经济的韧性,其实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企业的创新,可能很多人并未明显感知甚至忽略了。在市场经济中,面对任何冲击,企业和个人都会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变化,摆脱困境。物价上涨既大量抑制消费需求,同时又刺激供给,促使市场恢复供需平衡。当2020年全球陷入卫生纸短缺风波时,制造商和批发商设法精简了产品供应流程,在较短时间内满足了骤增的需求。研究显示,面对价格上涨,许多消费者回归1970、1980年代常见的“节俭购物行为”。数据集团IRI表示,家庭调整了消费行为,如减少汽油消耗、自带午餐、购买打折过期食品、控制酒精摄入量以及去多家超市购买最便宜的商品,而商家也更多提供自营品牌商品和折扣商品。

危机之初,企业主要推行远程办公,甚至休假、裁员、歇业,互联网企业发展迅猛。此后,随着经济恢复,面对各种困扰和冲击,企业及时调整,灵活机动,千方百计予以应对。面对供应链混乱,一些企业为了确保供应链的稳定、可控,颠覆跨国公司在此前全球化进程中的低成本主导策略,调整供应链和生产经营布局,比如就近供应、多点供应等;一些企业特别是大型零售企业着手自己解决运输、配送问题,而不是依赖第三方等外部力量。面对人力短缺,企业除了提高薪酬待遇外,还实行灵活用工,降低学历要求,简化招聘程序,甚至取消面试,一两天即上岗。

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大科技研发和应用力度,依靠科技解决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大幅增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2年10月13日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球安装了50万台工业机器人,比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高记录高出22%。世界工业机器人总数目前也达到350万的历史新高,超过了除纽约和洛杉矶以外的所有美国城市人口,这在制造、运输甚至消费等领域将会引发巨大变化的现象,被研究者称为“机器人经济”。即使是曾指“特斯拉的过度自动化是个错误”的怀疑者埃隆·马斯克也在公司劳动力短缺的时候加入了这个潮流。2022年9月,特斯拉发布了名为Optimus的人形机器人,准备用于特斯拉汽车生产,计划最终售价不到2万美元。软银支持的Symbotic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和轮式设备车队帮助零售商在仓库中储存包裹和组装托盘,正在实现沃尔玛所有美国配送中心的自动化。该公司市值在上市首日翻了一番。为帮助公司在供应链混乱中提高物流效率和可见性,继微软公司2022年11月推出其供应链管理软件平台后,亚马逊也推出云服务应用程序AWS供应链,通过机器学习帮助进入其供应链的公司管理库存水平和更好地预测需求。该软件可识别风险并提供建议以防止短缺和延迟,以便公司能够快速应对可能的供应链中断。为应对全国范围内药剂师和药房技师短缺问题,美国第二大连锁药店沃博联正求助于机器人来减轻工作量:打造一个集中式自动化药品分装中心的网络,可减少药剂师工作量至少25%,腾出更多时间提供医疗服务。过去20年里,美国农业机械生产商迪尔公司在美国农场地带大力推广普及卫星导航拖拉机,现在要把这一主导地位扩展到软件上,推动农业更加高效高产。该公司准备推出能够自行耕地的自动驾驶拖拉机,以及能够区分杂草和作物的喷雾器,并将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更智能的机器。该公司表示,这些机器将比由农户驾驶农业机械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科技的创新应用,特别是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的突破及其应用,不仅是过去数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社会财富爆发式增长的密码所在,还是美元长期价值支撑的源头活水所在。通货膨胀之所以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其所代表的经济财富的增长,币值由此缩水。如果经济财富增长与货币增长相匹配、相适应甚至超过货币增长,币值就会保持稳定甚至升值,从长期看就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过去几十年,虽然因经济衰退有过暂时中断,美元价值仍形成了相对于其他货币的长期升值趋势,背后的力量就在于科技创新应用及其财富效应。对此,美国财政部前经济学家Marvin Barth借用工程中的频率分析技术,分析了各种经济变量的循环长度,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支出部分的循环周期与美元周期相当,都是大约17年,虽然货币政策等因素在短期内很重要,但在如此之长的期间内却影响很小。最新的美元上涨趋势维持的时间长度,已超过自19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将美元脱离黄金标准以来任何一个多年增长期。Barth认为这一趋势还能更长,奥妙还是发生在资本支出上。即使有过去繁荣和萧条的美元周期,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不包括住房)一直稳定在相当高GDP份额。尽管经常有抱怨说私营部门投资不足,目前10年平均值是里根总统离任以来的最高值。研发支出的GDP占比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重建经济方面远比其他发达国家做得好,其拥有作为能源发动者的优势也是归功于另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创新:水力压裂法;最近美国在核聚变技术上又有突破,在能源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短期内通常的利率问题和经济衰退担忧可能使美元左右摇摆,美国也的确存在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但如果美国能够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美元仍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甚至增强其价值和地位。

总之,无论是疫情问题、通胀问题还是经济社会其他诸多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解决,而科技发展的背后,是金融的强力支持。科技及其背后的金融,都是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生态的组成部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中的永恒主题,需要在原理、常识和理性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创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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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忠

孙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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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第二纪检室原主任。 山东临沂郯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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