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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28日,美联储发布关于硅谷银行倒闭的调查评估报告,认为硅谷银行倒闭是自身管理不善、当局监管不力、社交媒体狂热共同造成的,并承诺将对银行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根据这份114页的详尽调查报告,结合近两个月来各方面的回顾分析,进一步探究辨析,上述种种因素归结起来,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无论企业还是监管当局,都必须密切关注、及时适应经济金融宏观环境的新变化。这无疑是个常识。此次银行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常识很重要,却往往被忽略。

同历史上许多金融危机类似,这次银行危机也是由恐慌挤兑造成的信心危机,而背后起源也是由央行加息引发的宏观周期变化。具体到美国,这次宏观周期变化源于长期低利率、低通胀环境下新冠疫情的暴发:为救助经济金融实施了大规模财政补助和超宽松货币政策,加之供应链混乱造成通胀高涨,为遏制通胀又急剧加息,经济金融刺激的力度、通胀上涨的幅度、加息的速度均为数十年之最;疫情暴发是突如其来的,应对必然是应急的,其后引发的后果及相应的应对也都是应急的。这些诸多因素短时间内叠加复合、互动连锁,必然造成宏观周期空前迅速、剧烈、反复地变化,难免让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举措失当。

另一方面,与十几年前相比,经济金融的规模、结构、业态和技术手段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具体到美国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规模迅速增长,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硅谷银行超出25万美元限额的未承保存款占90%,且主要集中于科技和风险资本相关的公司和个人),有的还参与经营加密货币业务(如签名银行)。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放大恐慌信息,手机银行使得挤兑不必像过去那样到银行营业网点或者ATM机排队取款,而是几乎秒取秒转。硅谷银行3月9日一天存款流出420亿美元,次日达到1000亿美元。这样的速度使得各种紧急措施都来不及。根据何佳教授的论述,金融问题本就具有全局性,现在的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全局性、系统性更加突出,可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与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于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大型机构不同,这次危机发生于地区性中小银行,波及范围不大,但如果处置不当或不及时,也会迅速蔓延、扩大,后果难以预料。

作为市场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本应首先关注宏观形势,但在过去长时间里,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较少,多数都是轻微或者局部变化,大家都已习惯在既定环境下凭经验按部就班办事,关注宏观也就是说说而已,很少有人真正当心。因此,对于这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最为特殊的剧烈变化及其影响,很多人显然是认知不足的。按照美联储监管副主席迈克尔•s•巴尔(Michael S. Barr)的说法,硅谷银行倒闭主要是该行利率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管理“教科书式”错误造成的,背后则是经验主义主导下对宏观变化的严重忽视。去年以来,该行已经有员工意识到更高利率给其债券组合带来风险,并试图推动管理层作出改变,但管理层却赌利率下降。在展示去年二季度结果时,管理层告诉投资者其“转向关注利率下降的敏感性”。对于利率上升,去年秋天洛杉矶地区联储会见该行领导并强调了其利率风险,该行也确实构建了利率风险模型,但该模型却假定利率上升增加其利润。这显然是缺乏客观、冷静、深入分析的想当然和先入为主。正如巴菲特所说,近期的银行倒闭事件表明,银行总是时不时做一些愚蠢的事情,如资产和负债不匹配或者在会计操作上做手脚。“银行总是有这么做的冲动,即故意忽略或违反会计程序来帮助他们提高财报数据,并反复尝试把营收做得更大一点,而且银行还会继续这么做。”

近年来,中国经济金融的宏观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也因忽视宏观周期变化而遭到重创。例如华夏幸福,爆发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6年误判了形势,加大了环京投入,投资过于集中,结果没多久环京楼市调控就来了,造成量价齐跌,公司在疫情前就遭遇困难,疫情到来更是雪上加霜。

监管方面,美联储报告承认存在一些缺陷:对硅谷银行的监管标准过于宽松,发现了问题却没有采取紧急和强有力的措施;现有监管框架并未考虑到银行倒闭引起的传染性恐慌对银行业可能造成的系统性后果。同时报告也表示,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健全且有弹性的,拥有强大的资本和流动性。硅谷银行由于其高度集中的商业模式,过于依赖未承保存款和利率风险过大等业务特殊性,是个例外。此外,美联储的数据显示,截至倒闭时,硅谷银行共收到监管机构31个公开审查报告或警告,是其他银行的3倍。事出反常必有妖,过快的增长总是伴随相应的风险积累。报告写道,随着硅谷银行近年来不断壮大,美联储却忽视了更广泛的问题,比如该行多年来一直突破内部风险限制,其流动性指标却显示存款基础稳定,利率相关风险还被评为令人满意。

这些问题的背后,也是监管当局对宏观经济金融变化及其影响关注、重视不够,特别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经过多年静默后利率飚升对银行持有债券价值的打击。2021年中,美联储预计超低利率时代还将继续;到2022年晚些时候,利率已经显著上升了,监管机构才警告硅谷银行其利率风险模型是不够的。一些银行越来越依赖未承保存款,由于这些大额存款人是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的核心客户,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有很大的“粘性”,相信他们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监管者承认没有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强调。事实上,存款人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地离开了。

过去数十年来,银行监管侧重于合规、公平和透明度,而不是决策和行动的速度。1990年代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多德·弗兰克监管法案》通过后,相对于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变化,监管不仅没有跟上和适应,相反却变得更加集中化、官僚化和程序主义。除非长时间不合规,问题极少发展到颁布禁止令的地步;缺乏银行处于危险中的确切证据,监管者很难采取正式行动,而硅谷银行又持续满足资本比率等各项监管指标要求。理论上,如果检查者指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银行管理层应接受并遵从;如果银行不同意,则会请律师介入,问题将被诉诸法庭诉讼,而不是作为监管事项处理,这就谈不上什么效率和力度。尽管硅谷银行的问题很明显,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监管机构却迟迟未能收集更多证据。这意味着即使问题恶化,监管者也不会强迫该行解决问题。对此,巴尔说:“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后,我们必须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美联储的监督和监管。”他补充说:“随着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断演变,我们需要不断评估我们的监督和监管框架,并对我们评估和识别新出现的风险的能力保持谦虚。”

但对于监管改革的效果,不能期望过高。巴尔就指出,监管改革很可能在数年内不会生效。而数年后,经济金融或许又发生新的未知的变化。监管总是滞后的,也是有限的。监管再怎么加强和改进,也无法预防和解决所有问题。众所周知,美国的优势在科技,而科技的背后又是金融的支持,金融要持续有效发挥支持作用,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创新活力,管死了就没有意义了。美国的金融环境一直是比较自由宽松的,历经多次金融危机,监管不断加强。特别是现任民主党政府又倾向于大政府和强监管,但事情往往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加强和改革的措施主要是针对当时发生的危机,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发生了,每次危机也都有自己特殊的发生机理和具体表现,当然这一次最为特殊。其实,危机在短时间内是个异常,但在长时间内却是正常现象,市场经济正是在一次次危机中不断发展、成熟的,监管也是在一次次加强和改革中不断进步、完善的。

作为监管的一部分,这次的救助措施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是批评拜登政府保障所有银行存款的做法不仅加大成本,还损害市场纪律,并为下一次新的危机埋下隐患。从一般的经济原理和市场原则看,上述持论是有道理的,但在危机情况下,还是忽略了宏观和全局问题。危机处置不力,未能阻止恐慌蔓延扩散,可能导致系统崩溃,这时候无论什么道理也都没用了,成本和代价更是无法计数。危机本身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救助虽然也要讲究市场原则,但更要弥补其失灵之处。其实,政府的上述保障措施主要是提供信心,实际上不会大规模增加成本支出(2008年金融危机救助措施遭受批评更多,但后来财政部不仅全部收回救助资金,还有一些赢利),也没有让纳税人支付,而且存款人即使是机构也难以辨别银行风险,让他们承担市场纪律成本并不现实因而也不合理。当地时间5月1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存款保险改革报告,准备寻求全面改革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此,市场纪律应由法律、行政措施代替,总统拜登已经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5月中旬国会将举行下一轮听证,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也将调查洛杉矶地区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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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忠

孙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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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第二纪检室原主任。 山东临沂郯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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