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世界经济本轮周期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孙长忠/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

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标志。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次危机:世纪之初的科技股泡沫破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此次的疫情危机。这三次危机对应标志三轮周期,相隔大致10年。历次危机都有各自的发生机理和特殊性,但也都蕴含着一般性原理。目前从全球总体状况来看,源于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的本轮经济周期已基本结束或正走向结束。因此,观察和分析其特殊性和一般性恰逢其时。

本轮经济周期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危机的源头不是经济、金融的内生因素,而是疫情的外部冲击。其主要表现:

一是发生迅速。疫情一发生,几乎遍地隔离、封控、关停,整个经济瞬间同时受到冲击,没有什么传导过程。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夏的次贷危机,到次年9月才暴发,而后到2010年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再扩散引发“阿拉伯之春”等社会、政治危机。

二是时间短暂。以美国为例,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只持续了两个月,从2020年2月到4月。复苏也快,到今年7月,美国因疫情损失的就业已全部恢复,整个经济复苏也告结束。这是此前历次危机所没有的特点。

三是程度猛烈。美国经济在2019年四季度峰值到2020年二季度期间创纪录地萎缩了19.2%,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从疫情低迷中复苏的猛烈程度同样令人震惊,2020年二季度至四季度,美国经济以18.3%的历史平均速度反弹。

总之,本轮周期其实就是本来正常运行的经济因疫情被强行中断,又因疫情缓解、封控解除和政府救助而迅速恢复,期间因供需错配、战争加剧造成通胀上升。

如果说危机的发生体现了最大的特殊性,对危机的应对则蕴含着现代经济原理和普遍规律的一般性。危机一发生,各国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齐上,迅速推出救助措施,这一“看得见的手”对控制危机、挽救市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家确实也都明显感受到了。但在此背后,作为“看不见的手”,企业的韧性和市场的作用可能很多人并未明显感知甚至忽略了。危机之初,企业主要推行远程办公,甚至休假、裁员、歇业,互联网企业发展迅猛。此后,随着经济恢复,面对供应链紧张、混乱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一些企业为了确保供应链的稳定、可控,颠覆跨国公司在此前全球化进程中的低成本主导策略,调整供应链和生产经营的布局和策略,比如就近供应、多点供应等。美国零售巨头塔吉特(Target)宣布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进一步降价、消除过剩库存和取消订单,还包括增加美国港口附近的增量持有能力,以增加受外部波动影响最大的供应链部分的灵活性和速度;应对异常高的运输和燃料成本的定价行动;并与供应商合作,缩短供应链中的距离和交付周期。更多的企业则是加大科技研发和应用力度,借助科技解决问题。有的是引进扩大软件及移动应用,以节约人力,有的是增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使用,提高自动化水平。软银(Softbank)支持的Symbotic公司预测零售业工资上涨将推动对仓储机器人需求的高速增长,于是利用人工智能和轮式设备车队帮助零售商在仓库中储存包裹和组装托盘,正在实现沃尔玛(Walmart)所有美国配送中心的自动化。该公司市值在上市首日翻了一番,达到100亿美元。此外,为了应对俄乌战争带动的化肥价格上涨,美国、加拿大、巴西一些农业公司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推进采用生物科技替代传统化肥,保护土壤,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促使欧洲一些企业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推进新能源开发使用。

科技发展的背后,是金融的强力支持。在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企业在运输和配送货物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供应链危机成为了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一个获利机会,这些公司增加了在该领域的投资。根据收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信息的PitchBook Data的数据,2021年全球范围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物流领域的投资达506亿美元。这一数字是2020年投资额的3倍多,比2019年的投资额高出34%。今年截至5月初,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进一步投资供应链领域,共达成74笔交易,涉及投资金额91亿美元。受流动性过剩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2021年美国的风险资本交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接近3300亿美元。风险投资公司加大了对生物技术、医疗保健和金融科技领域的押注,去年宣布了创纪录的17054件交易。中国的科技行业也吸引了创纪录的投资水平。与前几年大多数中国科技资金都流向电商领域的互联网初创企业不同的是,去年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半导体、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投资数据库Preqin的数据显示,2021年风险资本投资者向中国逾5300家初创企业投资了1290亿美元,高于该市场上次在2018年创出的约1150亿美元纪录。

科技及其背后金融的力量,归根到底是市场的力量,而市场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才是经济恢复和长远发展的深厚支撑和不竭动力。政府的作用,应该主要在危机发生时发挥救助作用,救助时也应把握力度,防止过度,且危机后也应及时退出,当然尺度和时机的把握都不容易。在平时,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当然对关键领域也可采取适当措施。以美国为例,两任总统连续推出多轮救助措施,有的超过了必要限度,部分造成需求大增,劳动参与率下降,引发通胀上升,相关刺激措施没有及时退出,造成通胀水平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企业自行调整消费、经营行为,及时有效应对环境变化,还是市场自发的力量抵消了通胀的部分影响,也有助于降低通胀水平。最近,美国又通过了相关法案(简称《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加之民主党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监管措施,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内关于政府职能的讨论,担忧政府作用的扩大会影响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力。总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已经在多年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些原则规律,但仍然是尚待进一步探索解决的一般性问题。

话题:



0

推荐

孙长忠

孙长忠

31篇文章 13小时前更新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第二纪检室原主任。 山东临沂郯城人。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