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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理念需尊重常识 ——中外两起公司财务丑闻反思之二

 

金融监管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反复讨论的话题,近来由于众所周知的事件讨论尤为热烈。在中国瑞幸咖啡和德国支付巨头Wirecard这两大公司财务丑闻曝出后,政府监管同样是大家讨论和反思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后者,由于历时之长、问题之严重且发生在德国这一法治比较完善、监管一向严格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加令人错愕。政府监管理念滞后是个深刻教训,需正本清源。本文要强调的监管理念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基本原理、基本要求、基本常识,但在具体实践中又往往受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影响而被忽略,因此有必要针对性地分析阐述,巩固常识。

从监管主体看,市场为本、有限政府的理念应一以贯之。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决定性的,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应由市场自行解决;政府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这本是经济学的基本要义,其内涵既包括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也包括对市场运行的监管。但到了实际操作中,总有人不那么相信市场而把希望过多寄托于政府,特别是一旦出事更是如此。就资本市场而言,面对成千上万的上市公司以及源源不断的拟上市公司,再强大的政府、再严密的法律、再严格的监管,都不可能完全杜绝违规违法问题的发生。德国的民族性格一向以严谨著称,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也一向严格,事实上也确实比较有效,但还是发生了Wirecard这一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丑闻;中国政府不可谓不强大,监管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红头文件不可谓不繁多,但财务造假、信息欺诈等严重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瑞幸只是其中之一(当然瑞幸有所不同的是在美国上市而非中国)。究其原因,惟人性使然。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出在人性,解决问题也在人性。以赢利为目的的欺诈行为,需要同样目的的做空行为发现揭露。这正是上篇文章阐述的主题:引入做空机制,完善市场生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解决问题。其原理在于,由藏身市场内部的数量众多的做空机构,在赢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合法的、专业的手段,全力以赴去发现和揭露经营不善特别是造假欺诈行为,进而实现市场淘汰和自我净化,必要时政府及时介入查处,这种由市场自身啄木鸟清道夫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起单靠政府,不仅节约成本,还更精准、及时、高效。Wirecard事件的一大教训就是德国政府不仅没有实质性调查被做空企业,反而禁止做空,甚至还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浑水做空报告的发布,则是瑞幸自曝22亿元财务造假的导火索,浑水是瑞幸违规违法行为的揭露者,也成为股民起诉并促使美国证监会(SEC)、司法部启动调查程序的推动者。无独有偶,20204月,做空机构群狼研究Wolfpack Research)发布了一份报告,称爱奇艺的数据被严重夸大,美国证监会随即对各项指控展开调查。20209月,号称“卡车特斯拉”的美国电动卡车制造商尼古拉(Nikola)遭到做空机构Hindenburg Research做空,不仅股价一度暴跌13%,美国证监会立即介入调查,其CEO辞职,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这已成为美国的常规监管机制之一。

从监管对象看,一视同仁、法治标准的理念应一以贯之。这本是市场经济对监管的最基本要求。但在具体执行时,却总有一些其他貌似高尚实则并不相关的因素干扰、阻碍监管法治的实施,特别是自视或者被视为民族骄傲等一些情怀、情感之类的东西。不可否认,民族情怀、爱国情感当然是美好的,但也正因如此,这也容易成为掩盖违法行为的政治正确。瑞幸成立之初,就对标星巴克,2019年初公开宣布战略目标是当年全面超过星巴克,其广告文案:中国咖啡和美国咖啡比,差距在哪?差在自信。这一句很明显是抓住了中美贸易战的热点;瑞幸还向星巴克发出公开信指责后者垄断,并发起投诉、起诉,引发二者对比的网络热点话题,更有自媒体将其奉为民族之光,而在其自曝造假丑闻后,还有人称赞其割美帝的资本主义韭菜。很显然,这种对民族情绪的调动和利用,既是营销策略,也是对其造假违法行为的掩盖:由于成立时间不长且在美国上市,其违法行为虽未在国内较早暴露,但事后的查处表明并非不存在。而造假丑闻的自曝及随后的退市、查处,造成的影响特别恶劣,危害尤其严重:诚信危机伤害海外资本对中国公司的整体信任,危及中概股在资本市场的生存;而且瑞幸不只是割资本主义韭菜,很多投资中概股的资金来源于国内。类似地,Wirecard公司曾经被视为德国金融科技最成功的案例,甚至成为欧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被视为少有能够挑战硅谷巨头的德国下一个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也成了德国的民族骄傲2018年,Wirecard公司取代德国商业银行,成为收录德国最杰出30家大型企业的DAX30指数一员(目前已被剔除)。该公司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效果”也很显著:德国总理默克尔20199月访华时向业界推荐了该公司(事后虽然辩解说当时并不知道其违规行为,仍引起不少质疑);201911Wirecard公司CEO布劳恩(Markus Braun50岁生日时,副财长库克斯(Jörg Kukies)到慕尼黑公司总部拜访了他;对《金融时报》的质疑报道,法兰克福多如牛毛的金融机构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有太多人认为这些报告是由见不得光的盎格鲁撒克逊投机者和蝗虫们发起的攻击;对连续数月都产生负面新闻的Wirecard公司,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找了各种官僚借口来避免对其展开认真的调查。因此,对于该公司丑闻曝光乃至破产,作为德国的金融市场监管机构,联邦金融监管局的失败尤为惨痛。这一切背后的深刻教训是:罔顾事实和法律、忽视甚至敌视质疑的所谓民族骄傲爱国情怀害人又害己,最终也真正害了民族和国家。爱国的前提是守法,非法行为不仅不是爱国,反而是祸国殃民。作为常识,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常识最易被忽略:德国这样浓眉大眼的代表性法治国家,政府监管竟然也如此失败!法治监管不能被 “雾霾”遮蔽,要警惕渲染和噱头。法律的基础假设是人性恶,高尚情怀、美好情感是人们心之所向,但质疑有时更可贵

从监管机制看,防止利益冲突、重在事后监管的理念应一以贯之。“人不能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面对各种质疑和指控,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终于开展一些调查,但在调查期间,还允许该局员工交易Wirecard的股票:有1/5的金融监管局员工自2019年起至20206月前——正是调查期间——发生了异常的大额Wirecard股票交易,而这在美国证监会是不允许的。好在事发后,慕尼黑检察官办公室的反应很迅速:2020623日,在Wirecard终于承认其会计欺诈的次日,前CEO布劳恩就因涉嫌虚假会计和市场操纵被捕,公司其他一些高管被拘留,公司的前管理委员会也被调查。同时,德国议会也要对联邦金融监管局等监管机构开展相应调查,甚至欧盟机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也开展调查,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也令德国政府倍感尴尬。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既然难以事先预防和避免问题的发生,就应重点加强事后监管,及时发现和查处违规违法行为,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足够必要的成本。这一点,中国过去多少有些欠缺,大家普遍诟病处罚太轻,违法成本过低,比如之前的绿大地依靠造假上市圈钱3.46亿元,仅被罚款400万元;康美药业财务造假规模高达300亿元,仅被处以60万元的罚款;獐子岛更是多年上演扇贝冻死了、饿死了、跑路了的奇葩闹剧,公司也是被处以60万元罚款。这次对瑞幸,事发后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第一时间就表态谴责并开展调查。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瑞幸直接的关联主体共罚款400万元,中国证监会则对瑞幸董事长陆正耀罚款30万元,原因还是其控制的神州优车信息披露违规及其控股的另外一家新三板公司氢动益维与神州优车和瑞幸存在关联方关系;而在美国,瑞幸同意支付1.8亿美元与美国证监会就后者对其会计欺诈的指控和解。相比之下,不少网友更是觉得中国处罚太轻,但瑞幸并未在国内上市,处罚的主体主要是市场监管总局,处罚的依据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涉及虚假宣传(顶格处罚是200万元)。瑞幸在美国上市,其造假案的处罚主体主要是美国证监会。此案仍未结束,投资者的海外集体诉讼索赔也在进行中,国内其他有关部门也会继续调查处理,市场监管总局的400万处罚仅仅是个开始,瑞幸需要承担的后果应该不止于此。此外,对于监管,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大幅提高欺诈发行、信披造假等证券犯罪的刑罚力度:对于欺诈发行,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并将对个人的罚金由非法募集资金的1%—5%修改为并处罚金,取消5%上限限制;对于信披造假,相关责任人员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罚金数额由2—20万修改为并处罚金,取消20万元的上限限制。这些都有利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违法成本,震慑违法行为,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孙长忠,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宇视科技(uniview)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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