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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当前通货膨胀形势的两个视角

去年2月,正是疫情在中国暴发时期,我发表了《疫情对经济影响深远不可低估》一文,阐述了我对疫情经济影响的看法,但讨论范围还主要是限于中国经济。现在从全球经济来看,影响更是深远:一年多来人们都在不断见证历史,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事情不断发生,各种“史上第一”、“世上之最”不计其数。这其中,就有一个当下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通货膨胀。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第一经济体美国通货膨胀率大涨。713日美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CPI同比增长5.4%,核心CPI同比增长4.5%,创30年新高,这远远超出了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美国通胀的担忧,有人甚至断言美国通胀一定会失控。这个问题怎么看?面对自媒体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章,对于大多数人,主要还是应该尊重常识,秉持理性,掌握原理,分别通过短期和长期这两个基本视角来观察:

第一,短期视角:疫情影响的特殊性。著名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永远都是货币现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这次也一样: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增发大量货币,造成对商品和服务需求超过供给,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但这一共性背后,还有很大的特殊性:疫情冲击不同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此次引发危机的不是经济、金融系统的内部因素,而是外来意外冲击。在疫情来临之前,虽然各国经济都有各自问题,但也都在既有轨道上正常运行。以美国为例,疫情前经济势头很好,失业率低至3.5%,核心通胀率不足2%,股市一片繁荣,但突然受到疫情冲击,经济社会大面积同时停摆,用辩证法的术语说,是“恶劣的否定”。与以往危机相比,疫情冲击的范围、强度、传导乃至持续时间、恢复速度都不同。相应地,政府的救助力度更大、救助面更广、货币增发更多,尽管疫情有所反复,但在疫苗接种、疫情缓解、社会放开后,压抑的需求立即释放,消费“报复性”反弹,供给却相对滞后,于是引发通货膨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这一特殊情况下,观察通货膨胀就不能沿用以往经验,更不能简单套用通常理论(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主流经济理论已经提出了挑战,当然基本原理仍然适用)。

美联储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对此并不担心。比如“基数效应”,其实质就是当期消费中有部分是对此前被压抑消费的补偿。又如指数构成问题,根据美联储关于核心通胀指数的构成,引发通胀的主要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其中二手车、家具和运动装备的贡献超过了4/5,而随着人们更多转向服务业消费,情况将会缓解。而对上述通胀特殊因素的度量,一个简单方法是参考两家联邦储备银行采用的修削均值(trimmed mean) 通货膨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忽略价格中通胀率最高和最低的,只采用其余部分。结果表明,达拉斯联储过去12个月修削均值核心通胀率为1.9%,而克里夫兰联储的数值为2.6%,二手车和能源价格的异常值没有消失,但不会持久。再如制约供给的就业问题,到910月份,随着失业补贴到期(有些州停发之后就业随之增加)、学生返校特别是疫苗普及,更多人将重新就业。而且,作为美联储制定政策重要依据的充分就业数量可能变化:退休人员增多,劳动参与率下降,充分就业标准难免调整,美联储控制通胀的政策工具也可能相应提前启动(缩减资产购买乃至加息等),而且行动的方式、节奏也将适时适当,并与市场保持良好沟通,做好预期调整。这样,很多人担心的通胀预期也就不会自我实现。

第二,长期视角:美元的价值支撑。人们在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经常也是首先谈到的依据就是美国经济基本面问题,而且也都习以为常地把基本面描述为“繁荣”、“衰退”、“滞胀”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还只是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其实这并不深奥和复杂,只是基本原理和基本常识而已。所谓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毫无疑问就是指货币。货币之所以能“通货”,是因为货币是货物(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一般等价物,发挥着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的核心功能。通货膨胀之所以是一种货币现象,主要是由于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其所代表的经济财富的增长,币值由此缩水。如果货币量增长了,经济财富也增长了,而且这两个增长是相匹配、相适应的,币值就是稳定的,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从美元情况看,增发了这么多,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发,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必然影响美元币值稳定,进而削弱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从现实看,去年以来美元指数虽有时下降,但总体坚挺,美债发行没遇到什么困难,美元信用也没受什么影响,而且美联储与多个国家央行货币互换,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球美元流动性的供应。这一状况虽然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是:美国GDP尽管受疫情冲击去年出现负增长,而且美国其他问题也很多,但总体经济财富在趋势上处于相应增长中,而且在全球供需关系中处于稀缺性位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公司的增长,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特别是互联网巨头几乎全部是美国公司(中国的阿里、腾讯也在巨头之列),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facebook五大公司市值均超过万亿美元(facebook是上个月最新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一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产品和模式是原创性、突破性、颠覆性的,马斯克更是颠覆多个行业,众多科技型初创公司、独角兽也发展迅速(据美国调查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最近一年全球产生约300家独角兽企业,起到拉动作用的是美国,独角兽数量增加64%,增至374家)。这些科技公司,不仅为美国创造了大量财富,客观上也给全球带来了价值。其他不说,仅最近包括G20在内的全球130个国家达成最低公司税率协议,就允许各国向美国科技公司征税。应该说,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及其价值创造能力,是美元的价值支撑。只要这样的能力不削弱,美元的币值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相反,如果这样的能力走下坡路,美元也必然相应走下坡路。

总之,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解决经济问题包括通胀问题,还是要靠科技。因为短期主要取决于疫情控制,疫情控制还是要靠疫苗,而疫苗的研发看似是短期突击的结果,实则离不开背后的长期积累和扎实基础。因此,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能力,对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而这就要求繁荣资本市场,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特别是大力支持创投、风投及股权投资等投资活动,加强和改善监管环境和法治环境,提供坚实保障和强大动力。

 

 

 

 

作者简介:

孙长忠,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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